案例一：1999年5月4日，吉林公司与实信行签订500吨乌豆出口合同，单价为FOB大连318美元/吨，结算方式为D/P托收，目的港为台湾高雄。合同签订后，依照实信行通知，吉林公司向天津公司订舱，要求出运货物。该托运单清楚表明托运人为吉林公司、收货人和通知方为实信行、目的港台湾高雄、以及船名、航次等内容。5月12日，天津公司依实信行指示，在向船东提供本票货物清样时，未经吉林公司同意，将托运单中的原托运人、收货人分别变更为实信行和台湾公司，船东据此签发出正本海运提单。5月16日，天津公司向吉林公司签发了关于本票货物的第二套提单，用于结汇目的，在此套提单内容中，托运人与收货人仍为吉林公司和实信行。由于天津公司依据实信行的要求，擅自违背吉林公司的意思表示，篡改了船东提单中的托运人、收货人、通知人的名称等，此时针对船东而言，托运人变成了实信行，为实信行欲通过保函要求电放并达到诈货目的提供了可能。5月17日，该船东提单签出，天津公司遂转告船东，托运人实信行要求电放货物，因无托运人实信行的电放保函被船东拒绝。6月1日，天津公司将实信行电放保函传给船东，依照惯例，船东在收回正本提单后以传真形式，通知其在高雄的代理将本票货物电放给提单中的收货人，货已到手，实信行自然也不会去银行付款赎单，货主遭受损失。在系列诈货案中，实信行同其他诈骗案主体一样，其诈货手法已形成一定的规律和特点：
　　一是涉案金额不大，往往在30至50万元人民币之间；
　　二是施诈者大多选择粮食为贸易标的，而且往往转手给台湾公司。如实信行以各种豆类为诈货的对象；
　　三是为达到使船东电放货物的目的，在FOB价格术语条件下，施诈者常出具保函。因保函的作用具有一定地域性和可执行性；
　　四是诈货案涉及两岸三地。如实信行在大陆装货，在台湾卸货，在香港订约，利用两岸三地的政治和法律差异，逃避法律制裁；
　　五是在船东签发提单前，施诈者总是要求代理公司改变委托单中原定的托运人、收货人及通知人名称。这样，使船东在无反证的情况下有理由接受施诈者作为托运人的电放保函，使货物轻而易举地落在其手中。 
　　由于施诈者找到了电放行为过程中的漏洞，并利用这样的机会使诈货成为可能。那么，是否应当明令禁止船东使用电放手段呢?其实，电放行为之所以能运用到现在，存在有利的一面，比如加快货物流转，减少不必要开支等等，但其中暴露出的问题也应予以避免。首先，买卖合同的卖方在签订合同之前，必须详实地了解买方的资信情况及财务状况，这是防止货物被诈取的最根本措施。其次，货主最好寻求国内声誉好、实力强且操作规范的大公司作代理，有的大船东往往有自己一套货运代理机构，这样会使货物更加安全保险。另外，船东在被要求电放货物的情况下，能否做到谨慎处置，即能否改变其目前简单的识别托运人的方法，对防止诈货将会起到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