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龙头企业与农户利益关系调查—公务员考试

编者按：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其中一个核心话题就是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在以往的实践中，由于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等因素的影响，龙头企业的利益时常受损，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更是受害者。因此，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如何构建龙头企业与农民之间“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润分配关系，使两者成为真正的利益共同体，是推动生产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重大课题。
农民增收迈向多元
在订单农业中，农民履约率不高、公司拖欠货款诸问题，使“公司+农户”的产业化模式面临“双输”的危险。“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理想模式如何才能实现？
记者近日在山东、安徽、江西等地采访时发现，公司与农户这两个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已经得到一定的修正、改造甚至重构。在新的利益关系中，定价方式避免了旧有弊端，技术从公司向农户延伸，公司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又使之以新的身份与土地结合。总之，两者联结得更紧密、更和谐，呈现出“双赢”的可喜局面。

一个“定而不定”的合同价
在任何市场行为中，价格永远是敏感的核心话题。在公司与农户的相互关系中，双方之所以屡屡出现违约行为，死结便是定价机制。锁定一个固定的远期价格，对于二者来言都是一种市场冒险行为。
江西南昌昌碧米业集团有限公司曾经吃过市场价格波动的苦头。2004年，公司签订了相当数量的优质水稻，到了收购季节，市场价格一路走低，远低于合同价。最终，为了保证合同的严肃性，公司忍痛收购，自己消化了差价带来的成本。
“把价格定死会出现很多矛盾，实践证明不行。目前，我们公司订单的履约率很高。”公司董事长熊成告诉记者。在目前订单农业违约现象屡见不鲜的背景下，昌碧的订单为什么能够约束住市场主体呢？
该负责人介绍说，他们的订单特色在于，在建议农民种某个品种的水稻后，价格不再锁定，而是在随行就市的基础上，根据品种每斤加价2～3分钱。这种定价方式的优点显而易见，从公司方面来说，不必冒太大的价格风险，就可以保证原材料的供应，而农民相对于市场价可以稳获一定额外利益。
南昌县向塘镇沙潭村的农民与昌碧签订了1000多亩的订单。村委会主任黄寿保向记者算了一笔账，早晚两季稻亩产约1800斤，每斤比市场价高2分钱，一亩地农民就可增收36元。这在比较效益相对较低的粮食作物上，是一笔不小的收益，现在农民签订单的积极性很高。
安徽省普遍采取的“一次收购，二次分配”是另一种“定而不定”的定价方式。农民在售粮时可以选择按照现行市场价格跟企业结算，也可以选择暂时不结算，双方约定一个期限再进行结算。在一次收购价格较低的地方，如果一到两个月内市场价格走高，就按高的价格返还农民差价；如果粮食价格下滑，风险损失由粮食企业承担。农民普遍反映，签订订单能保证粮食有销路，二次结算又保证了卖出好价钱，种粮不吃亏，对大伙来说是好事。

富有“技术含量”的订单
目前，在乡镇机构改革的背景下，乡镇农技站、植保站等在农村的技术推广作用有弱化倾向。与此同时，另一支技术推广的队伍却逐步活跃起来。这支队伍隶属于涉农企业，在它的支持下，农民可以种养技术含量较高的名优稀品种。
在南昌县沙潭村采访时，记者见到了昌碧的驻村技术员赵国华。他介绍说，自己属于昌碧的员工，工资由公司发，负责包括沙潭村在内的5个签约村5000多亩的优质水稻。他长期驻村，对签约户的技术服务包括打农药、化肥使用等。
公司对签约农户提供技术服务，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外农产品市场门槛提高、需求多样化，单靠农民自己摸索或者相互带动，往往无法达到品质要求。山东省阳谷县凤祥集团公司是山东第二大肉鸡加工出口企业，为了应对严格的出口标准，公司与签约农户之间设立了肉鸡养殖合作社，主要负责对养鸡户实行统一供应鸡苗、饲料、兽药，统一技术指导，统一销售产品。
阳谷县石佛镇合作社主任高兴才介绍，他们这个合作社有凤祥公司的三个技术员，负责镇合作社20多万只鸡的技术指导。技术员吃住都在乡镇，每天吃过早饭就下去跑，看鸡的长势、健康状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凤祥公司制定了全过程饲养、防疫标准，并通过技术人员落实到每个养鸡户。
在公司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农民逐渐掌握了基本的防疫技术。养鸡户陈保贞介绍，防疫工作量还是很大的，一开始是在技术员指导下自家人干，后来都掌握了，技术员提醒一下就行。
通过接受龙头企业提供的技术培训和指导，广大农户的种养技能有了明显提升，农民们高兴地说，这可是一种看不见但摸得着的财富啊。

农民收租金、变“股东”
山东省安丘市东方红公司是一家大葱出口企业，前几年与100多户农民签订收购合同，发展订单农业。可是，农户种植的大葱不是药残超标，就是白度、粗细达不到要求。从去年开始，公司开始转变策略，大片承包土地，发展自属基地。公司业务员李洪建说，公司租了200亩地，完全按照公司标准管理，平时两三个人照管，播种、收获时雇一些短工，纯白度可达35%以上，质量完全有了保证，公司也解除了后顾之忧。
为了保证原材料品质，龙头企业技术下移是一条道路，像东方红公司这样从农民手中流转过来土地，建起规模化自属基地则属另一条道路。这样一来，农民摇身一变，成为当代“地主”，每年收取一定租金。
山东省莱阳市姜疃镇濯村将集体8000多亩土地流转给多家涉农企业，建起梨、葡萄、花卉等六大果品园林基地，发展高产、高效农业。濯村党委书记高云健介绍，村里把1500亩老梨园出租给新加坡复发中记公司后，农民和村集体从土地中获得的收益大幅提高。过去村里自己经营这些梨园，每年收入还不到20万元，如今租赁给外商经营，每年可收入租赁费150多万元。
当记者问起将土地租给企业建基地，村民是否愿意时，高云健笑着说：“由农民自己来种地，亩均纯收入200元左右。现在每亩地有700多元的租金，如果有一天外商不承包土地了，我倒真担心土地分不下去。”
农民通过流转土地承包权获取收益的另一种方式是土地入股，获取红利。山东省肥城市孙伯镇孙东村成立有机蔬菜合作社，集中了村里280户的600多亩土地建起基地，为绿龙蔬菜公司种植有机蔬菜。农户以土地入股，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参加合作社的农户每年在6月30日、12月31日领取红利，两次相加亩均 1000元左右，深受农民欢迎。

“第一车间”工人
“千里沃野成车间”，这是当地媒体对山东省莱阳市农业产业化的形象描述。农民出租土地给企业，也就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当农民在涉农企业的第一车间工作，他的身份就变成了领取工资的产业工人。
在濯村，1300名劳动力彻底改变了农民传统的种植方式，由昔日的农民变成了既不离土又不离乡的工人，每年村民的工资收入460万元。在台商经营的花卉基地里，村民初淑香告诉记者：“现在我每天都到这里来上班，每月拿工资，一点都感觉不到自己还是个农民。”
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在特定季节需要大量临时工。在龙大公司的莱阳市周格庄蔬菜基地，正在打零工的赵花向记者介绍说，每工作一小时可以领取2元钱的工资，如果是在农忙季节，工资还会有所上涨。由于周边基地众多，在镇上已经自发形成一个乡村劳务市场，每天早上有上千人在那里等待工作。基地如果需要临时工，打个电话就可以招到。
记者了解到，在基地里打零工的多是农村中青年妇女，而男青壮年劳力通常到城里去打工。这表明，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劳动力要素重新按照各自条件进行了有效配置。孙东村村民雷凤芹在蔬菜基地里打工，她告诉记者，家里有2亩地流转给了基地，自己在基地里干活，一年能有4000多元收入，丈夫外出到安装队当机工，一天能挣四五十元。

众星拱月获亮光
最近，投资1.2亿元的莱阳市恒润食品扩建项目竣工，该项目的建成，不仅可使300多名农民就地转移成企业工人，同时可带动周边村庄2000多户农民参与到该企业的配套种植、运输、粗加工中来。如果说龙头企业是中天一轮皓月，那么围绕它进行配套的生产甚或生活方面的众多小企业、个体户，就是一颗颗闪亮的星星。这是农民与龙头企业发生利益关系的一大新领域。
莱阳市拥有龙大、鲁花两个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及多家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涉农企业需要大量的运输服务。每到龙头企业的农产品收购旺季，给企业送货的车队就会在企业门口排成长龙，车主大多是当地农民，长年为企业送货，当地已形成了若干运输专业村。
龙大董事长宫学斌在总结企业发展壮大带来的社会效益时，特别指出如下两点：一是为龙大配套的初加工企业及加工网点达100多家，在龙大的带动下，莱阳市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发展到300多家，食品加工业成为莱阳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二是龙大集团的壮大，直接拉动了周边服务业的发展。在龙大工业园区，先后兴起商店、餐饮、娱乐服务等个体经营户300多家，每家年收入都在3万元以上，形成了商业一条街。

企业与农民“双赢”还缺啥
在农业产业化链条中，农户生产原材料，居于上游；龙头企业深加工，居于下游。这容易让人想起一个人所共知的比方：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虽然龙头企业与农户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主体，利益存在不一致的地方，但在经受市场风浪考验的过程中，二者只有结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才能实现双赢。目前，连接“两只蚂蚱”的绳还不牢固，存在的薄弱环节亟待弥补。

土地：脆弱的规模化
在江西省南昌县采访时，种粮大户黄美如向记者讲述了一件尴尬事。他家里共从村里流转来100多亩土地，2003年国家对种粮农民进行直补，看到种粮效益增加，尽管承包合同并未到期，一些村民仍然向村里要求退回承包地。而到了今年，随着农资涨价、种粮效益降低，一些村民又上门问他是否还转包土地。
黄美如的经历并非个例，记者在采访其他种粮大户时，屡次听到类似的土地承包纠纷。一些大户和村民打起了官司，而另一些则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把土地退还给了农民。由此可见，在土地流转过程中，遵循中央强调的依法、自愿、有偿、规范等原则，保持稳定的土地承包关系，成为维护企业与农户双方利益的重要环节。
土地转包中遇到的首要问题是租金多少的确定。今年，几家日本公司到山东莱阳市租用3000亩土地，计划采用有机种植的方法开办农场。当地政府与日本公司达成的租赁条件是：给予奶牛场500亩地三年免租金，其他土地付租赁费，头五年每年每亩800元，此后每五年每亩增加200元，合同期为20年。有关专家指出，这种项目搞成后，应当防止各地为了引资争相降低条件，甚至零地价也干，造成土地收益流失，政府应对此有所协调。
在土地转包中，流转手续、程序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不少农户采用“口头协议”，私下自发流转，纠纷隐患较多。有些村干部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放任自流，有的则强行土地流转，损害了群众利益。山东省农业厅经管处处长冯周安指出，企业进入农村进行土地规模经营，土地流转关系确定后，应当签订合同，并报农业承包合同管理部门和村集体组织备案。
企业承包农民的土地后，虽然农民比过去的收入增加，但还不足以为农民提供充足的保障。一旦企业破产，农民的生活保障将是个问题。山东省农业专家顾问团农经分团团长高焕喜认为，必须建立失地农民和退出土地承包权者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失去土地农民所在的村级集体组织，应加强对土地承包金的管理，将集体组织成员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与城市居民享有平等的最低生活保障。

中间组织：难以“左右逢源”
目前，农业产业化链条的有机组成形式逐步由“公司+农户”向“公司+合作组织+农户”过渡。后一种形式得到理论界的普遍欢迎，因为加上合作组织这个中间层次，企业可以避免面对千家万户，而农民又可以在“保护伞”下改变自身弱势地位。
然而，一些合作组织作为中间层次难以代表农民利益，存在着保护农民利益不力的隐忧。山东有一个奶牛养殖合作社，2004年，在饲料价格上涨的背景下，合同价低于市场价，合作社代表农民与企业进行议价，谈判的结果是不涨不跌维持原价。在利益上依附于龙头企业，成为企业机构的延伸，合作组织就失去了为农民撑起 “保护伞”的基本动力。
合作组织在发展过程中离不开政府相关部门的扶持、引导，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对合作组织要么抱着放任自流、任其自生自灭的态度，要么把它作为自身的某个下属机构，更有甚者为合作组织的发展设置了或明或暗的障碍。
专家认为，目前一些合作组织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建立好的利益联结机制，与农民的利益联结不紧密，农民没有从合作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要把资金入股、土地使用权和技术参股等，作为引导农民合作的重点，把农民的利益与合作经济组织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

企业：有待扶持的龙头
安徽丰大集团是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生产的面粉、面条行销全国。然而，这些产品附加值低，企业利润主要依靠做大产量。企业曾长期考察保健油等精深加工生产线，但由于企业人员文化素质偏低、技术难以保证，到现在产品结构仍难以升级。
丰大面临的是涉农企业普遍面对的难题。安徽省农业产业化指导处副处长刘强告诉记者，目前困扰农业产业化的突出问题是龙头企业规模小，档次低，企业的牵动力不强，辐射能力有限。有些龙头企业因为技术、人才、资金的原因，精深加工能力较差，因而企业利润较少。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可能牺牲自身利益，把更多的利润返还给农民。
龙头企业在诸多方面都需要政府扶持，然而，如何扶持、扶持哪些项目是一个关键问题。安徽的一些龙头企业负责人反映，当地政府在扶持项目时标准不明确，一些获得扶持的项目与带动农民致富没什么关系。
安徽省马鞍山市农业产业化指导科科长陶有祥认为，必须有一套完善的评价考核机制，才能保证政府对龙头企业的有限扶持用到“刀刃”上。从该市的操作经验看，政府在资金投放前，先对龙头企业申报的项目进行审查，看这个项目是增加企业的固定资产还是带动农民增收，评估政府的扶持会产生多大的效应和辐射作用，通过审查测算来决定政府扶持投向。在项目上马后，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跟踪考核，包括项目实施内容、上马后取得的效果、带动农民的增收效益等，通过考核评价，再向企业兑现扶持资金，从而保证了政府扶持的有效性。